明内府《永乐大典》展出，东西方古籍珍本相遇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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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蒂冈宗座图书馆于十五世纪中叶正式树立前，我国明朝于北京修造的紫禁城已完工多时，大略奠定皇家藏书的规划。宫中插架虽富，却屡遭劫难而很多佚失。满人入主我国之后，不只留神古今逸籍之收罗，更踵其事而增华，不管专就历代旧籍善本的鉴藏，前朝遗存文献资源的重整，甚至各类御制钦定图书的编修刊行，都不断打开令人耳目一新的格式。

汹涌新闻得悉，“梵蒂冈宗座图书馆保藏”暨“明清宫殿藏书”特展正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展出。展览首度一起展陈西方与华夏前史文明头绪中的珍稀古籍。据悉，展出的重要古籍包含明嘉靖隆庆间内府朱丝栏重写本《永乐大典》、清乾隆间武英殿朱丝栏写本《钦定四库全书荟要》等国宝级文物。展览将继续至7月16日。

全书正文约四亿字，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凡例及目录六十卷，装成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采“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的编制，编录我国十四世纪曾经重要典籍，不只是规划空前的类书巨制，亦可谓以“声响”收罗全部资讯、常识的前史文献材料库；降至清代，更成为乾隆皇帝发起纂修《四库全书》文明工程的肇端。《大典》正本失传，重写于嘉靖、隆庆年间的副本迭经火灾、兵燹而严峻毁损散落，至今幸存于世者仅四百余册，藏家莫不视为至宝。

明帝后像绢本设色“明清宫殿藏书”特展包含四个单元，展陈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明清皇家藏书中最富代表性的珍品：“稽古右文”先从朝廷关于干流学术的建构，带出明清两代最重要的文明大业；“嫏嬛芸香”罗列递经两代内府保藏的宋元精椠，再聚集清帝关于古籍保护与保藏的情绪及奉献；“册府千华”遍观明清皇家修撰制造各类图书的丰硕成果，并说明书本怎么成为宫殿礼制的一环；“清净修持”反映皇城表里多元热络的宗教崇奉气氛，缘由具足，为后人留下制造谨慎、气候庄重的宝典。

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是全世界最大的丛书，录入我国古代各范畴图籍菁华，并归入多种西洋传教士参加撰述的科学著作，全面收拾甚至建构含括传统与今世特征的学术系统，集前史含义、学术内在、文物价值与毁誉聚讼于一身。

亚略巴古的丢尼修神学文集盎博罗削拉丁文译著（部分）十五世纪中叶意大利动物皮纸原件展示 © 梵蒂冈宗座图书馆稽古右文探求学术资源，推动文教建造，是古代盛世帝王的治国要点与政绩标志。明成祖永乐年间敕修五经、四书“大全”等重要典籍颁行全国，程、朱理学不只作为国家考试的标准，也触动东亚邦邻的儒学展开。清初为巩固政权，一则犹尊朱学为正学，一则逐步打开对传统常识与文献的从头收拾。图书既是统治者的东西，也各自开创出重要的学术工程、文明遗产：《永乐大典》以音韵为头绪，建构一座收罗全国事物的前史材料库；《四库全书》则是依循传统图书分类形式，树立我国古代常识系统与学术批判的新模范。

帝制时期，由官方主导的图书搜访、典藏或纂修，往往被赋予文明、常识、学术以外的人物，成为统治者巩固政权合理（法）性和读书人借以沟通权利资源的东西。

大明会典明张居正、申时行等纂明万历间（1573-1620）内府朱丝栏写本明代开国之初，树立爱崇程朱理学的政治认识形态，“令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永乐年间（1403-1424），礼部奉旨纂修刊印《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颁赐全国，读书人有必要遵从必定的方法说话、作文、考虑；宋儒朱熹（1130-1200）和众门生为《资治通鉴》撰写的《纲目》，因侧重正统认识与纲常名教，成为君臣士子必读之书，也是国家考选人才的圭臬。常识的鸿沟愈益狭窄，思维的生机也就逐步衰退了。

资治通鉴纲目宋朱熹撰明内府朱丝栏精钞本《大明会典》与《资治通鉴纲目》，皆选用“台阁体”端楷浓墨精写，包背装，杏黄色暗花缎质书衣，书中钤有“广运之宝”朱玺，保存典型的明代宫殿摆设书本样貌。康熙皇帝在顺治秉承朱元璋（1328-1398）“圣谕六言”的基础上，展开出圣谕十六条，旨在觉世牖民、教化大众。雍正二年（1724）再逐条演绎阐释，构成一万余字的《圣谕广训》，并树立一套民间定时宣讲的准则，直到清末。

圣谕广训清圣祖玄烨颁训清世宗胤禛推绎清雍正二年（1724）内府刊满汉合璧本

渊鉴斋御纂朱子全书宋朱熹撰清熊赐履、李光地等奉敕编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武英殿刊本康熙圣谕其间一条为“黜异端以崇正学”。所谓“正学”，侧重上接圣贤心传、下续宋儒道脉；雍正则是将释教、道教甚至西洋宗教皆视为异端。康熙一方面推尊朱学为正学，却也展示自己关于朱子学术的新体认：在从头编校的《朱子全书》中翻转前人每以太极、阴阳等门目优先的形式，而是首重论学，其次四书、六经，接着才是性理、道统各类。另一方面，康熙朝编纂了许多有关汉族文明传统的大书，也对文字、音韵作出里程碑式的建造。《康熙字典》是我国古代汉语辞书编纂史上，榜首部以“字典”为名的字书，录入近五万字，规划空前。清代内府刻印图书，白纸印本量少，多用于宫殿摆设；黄纸印本较多，备供恩赐表里群臣。《朱子全书》与《康熙字典》皆为康熙朝内府雕版制造，选用皎白连四纸初印的摆设本。工艺精深，触手如新，品相上佳。

十六、十七世纪，也便是我国的明、清时期，东、西文明打开频频而广泛的沟通，传统的常识、崇奉系统也在一波波激荡与会通之中，逐步发生改变。

十八世纪纂修的《四库全书》，共录入六十二种西学著作（全书钞录三十八种，只存条目二十四种），其间包含康熙皇帝命令编订的乐律学专著《律吕正义》。这部书最终一卷《续编》，是葡萄牙籍天主教耶稣会士兼宫殿乐工徐日升（1645-1708）用汉语介绍西洋音乐理论的著作，本名《律吕纂要》；后因由意大利籍罗马天主教遣使会士德里格（1671-1746）修改附入《律吕正义》。

《律吕正义续编》具体介绍西方五线谱的编制方法，以及音高、音阶、音符、腔调、节拍等相关常识，最终用11则五线谱图例，说明前面的乐理常识。五线谱传入我国宫殿时，活泼于欧洲乐坛的，正是“音乐之父”巴赫（1685-1750）和“神剧之父”韩德尔（1685-1759）等巴洛克时期重要音乐家。

嫏嬛芸香

“嫏嬛”相传为天帝保藏奇书之处，而古人或用芸草辟蠹护书，故以芸香雅称书香。明、清两代皇宫御苑典藏很多宝贵图书，外界简直无缘亲睹。虽然宫殿藏书多遭天灾人祸而毁损散佚，世人犹能借由其时编制的目录与显着的印记特征，想像旧日规划和传世头绪。这一单元除了展陈明、清皇室递藏的善本秘笈，显示其珍稀性与学术价值，特别侧重出现书本作为古物甚至如艺术品般赏鉴保藏的面相。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乾隆皇帝创立的“天禄琳琅”善本特藏，造就我国古代宫殿藏书史上最光辉的华章。

明代宫殿藏书的概略与改变，可从二部书目略窥一二。十五世纪中期编订的《文渊阁书目》，乃明初迁都北京之后，清查秘阁图籍的总帐；共登载七千余部、四万余册。明代北京文渊阁屡遭火劫，中叶以降君臣或不注重藏书，办理亦渐失规矩，“腐败者十二，偷盗者十五”。十七世纪初，万历朝整编《内阁藏书目录》时，仅得书二千余种、近一万九千册。

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宋晁公武撰宋淳祐九年（1249）黎安朝袁州刊宋元递修本

梅亭先生四六标准宋李刘撰宋刊本清宫藏书的来历之一，便是接纳前朝遗存；惟于易代之际，书本档案多因殿阁被焚而严峻毁损。少量传世珍本，犹存两代宫殿递藏头绪，难能可贵。例如宋版孤帙《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内钤“东宫书府”九叠篆印，原属明代皇太子所藏；另一部宋刻初印《梅亭先生四六标准》，还可见明“文渊阁印”，清宫从头装潢后加盖“避暑山庄”朱玺，化身为精雅的御苑摆设善本。在我国古代宫殿藏书头绪中，乾隆皇帝创始将“古书”归入“古物”的鉴藏规划，“天禄琳琅”也是他全面打开收拾宫殿文物大业的榜首块拼图。从乾隆元年到四十年（1736-1775），从御花园绛雪轩到乾清宫昭仁殿，幸获入藏的善本，多被视为历代古籍中的艺术品，一起赋予显着的皇家鉴藏特征。

钦定天禄琳琅书目清于敏中等奉敕编清乾隆间内府写本

大学衍义宋真德秀撰明初刊修补本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存世数量最多的“天禄琳琅”相关古籍。明初刊《大学衍义》是康熙皇帝初次南巡途中所得，乾隆年间从头覆以缎质书衣，首末叶钤盖“天禄琳琅”小印与“乾隆御览之宝”朱玺，保存乾隆朝善本特藏的装潢样貌。后来或许由于此书并非真实的宋版书而遭到撤出，移置其他殿阁。

孔氏六帖宋孔传撰宋干道二年（1166）韩仲通泉州刊本嘉庆二年（1797），全部昭仁殿藏书因乾清宫火尽毁；敏捷重建并续辑的“天禄琳琅”特藏中，亦不乏精品。宋椠孤本《孔氏六帖》，纸墨匀洁、字体古拙、初印精好，向来官私书目罕闻著录，直到明初重现于内府，载入《文渊阁书目》之“盈字号第二厨书目”，可见在其时便已是珍稀秘籍。宋版古书保存不易、撒播稀疏，藏家往往秘不示人。明末江南藏书、刻书巨头毛晋（1599-1659）“汲古阁”既富于搜藏宋、元珍罕善本，也展开出借势善书者影写勾摹以保存版刻原貌的方法，构成所谓“毛钞”、“影宋钞”这一推动古籍传达甚或鉴藏习尚的新品种。

算经七种汉赵婴等注清康熙间毛氏汲古阁景钞宋嘉定六年（1213）鲍澣之汀州重刊元丰七年（1084）秘书省本乾隆、嘉庆两朝搜集的“天禄琳琅”善本暨所编书目，秉持影宋钞本“犹昔人论法书以唐临晋帖为贵”、“精好实有远过雕本者”，皆为之设置专属类别，典藏摆设位阶仅次于宋版、金地图书，乃是从书法、纸墨等技艺层面显示影钞本一起的学术内在和鉴赏价值。清仁宗颙琰（1760-1820）为太上皇康复“天禄琳琅”旧观后，也效法其志，继续搜藏善本。凡有所得，除了从头装潢，齐截题签、函套规制，书叶亦改钤“嘉庆御览之宝”，以识差异。但是，嘉庆朝善本特藏未见完好书目传世，已知有印记可证的书本亦仅十余部；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七部，大略保持清宫装潢原貌。

豫章先生遗文宋黄庭坚撰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汪大本刊本

五经旁注明朱升撰明刊本

五经旁注明朱升撰明刊本不只藏书规划查无确数，此刻入藏的书本刻印质量与版别辨别成果也难以和从前混为一谈。廷臣审定为“宋版”的《豫章先生遗文》，其实是被故意撤去跋文书叶的乾隆年间刊本；所谓“元版”《五经旁注》，仅就字体、纸张观之，已显着出现明代中、后期出书品的特征。光绪二十年（1894），适逢慈禧太后六旬寿庆，德宗载湉（1871-1908）在帝师翁同龢（1830-1904）提议下，全面清查宫中“天禄琳琅”遗存书本，从而延伸至收拾其他殿阁藏书。“甲午战争”前、后，光绪皇帝谕令南书房翰林，将查出之宋、元珍本连续移置景阳宫后殿御书房区，力求重启皇家善本特藏新局。

新刊唐昌黎先生论语笔解唐韩愈、李翱撰宋蜀刊本

四书集义精要元刘因撰元至顺元年（1330）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刊本光绪朝御书房特藏，不乏过往人世未见之本。例如《论语笔解》，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时，馆臣所见为明嘉靖间范氏天一阁刊本，而此际竟检得一部南宋蜀刊初印本，精巧之余，亦足资讐校。再如元版《四书集义精要》，四库馆缮校的残本缺失十一卷；唯宫中还有全世界仅存的三十六卷完好本，早在康熙五十五年（1716）畅春园交下改装后，便深藏大内近二百年。光绪皇帝一系列收拾宫藏图籍的行动，当然已成皇家善本鉴藏之绝响，却也为后人凿开另一座学术矿产。册府千华

明、清宫殿除了保藏历代图籍，用以推展文教建造，由官方主导的修改出书活动，更是活泼。皇宫大内不乏专责纂辑刻印的单位，明代司礼监与清代武英殿修书处，便犹如国家出书中心；其书品精巧，装帧雅丽，兼具前史内在与艺术特征，适足代表我国古代书本制造技艺的巅峰。这一单元选陈明、清宫殿制造的重要典籍与帝王撰著，完好保存原有的装潢规制；不只可见将珍本影摹翻刻以广撒播的实例，也包含单个著作反覆修订成书的阶段进程，展示书本的产制已被赋予更详尽的含义，反映出皇家礼制运作的特别相貌。

司礼监原为掌理宫殿礼仪的内侍组织，自永乐七年（1409）起，奉旨承刻书本，并保管内府书板。司礼监所辖经厂刻书三百余种，多为保护文教治道所需，例如《古文真宝》乃明代皇室成员习诗作文的必备读本，神宗朱翊钧（1563-1620）特别喜欢，尝谓：“朕全部珎玩，悉屏勿御；而独所以书，讽咏不忘。”

寰宇通志明陈循等纂明景泰七年（1457）内府刊本

诸儒笺解古文真宝明黄坚编明万历十一年（1583）司礼监刊本

诸儒笺解古文真宝明黄坚编明万历十一年（1583）司礼监刊本武英殿始建于明，原与书本无涉；清康熙、雍正年间，始正式成为内府刻书专责单位，代表清代书本制造工艺之集大成与最高水准。康熙时宫中藏有“宋版”《四书集注》（实乃元末覆刊本），武英殿影摹翻刻，维妙维肖。据档案记载，康熙五十六年（1717）四月十四日，“大宦官苏牌胜交罗纹纸一万四千张”，传旨仅准用于印书；皇帝指示刷印“宋版四书”十部，俨然殿版精刻初印之限定本。清代宫殿编纂图书，深受帝君权利或其个人毅力分配；而书本的制造、装潢、进呈、摆设等阶段各有标准，一起构成皇家礼制运转的重要环节。

明通鉴纲目清舒赫德等编清乾隆间（1736-1795）内府朱丝栏写高宗御批稿本乾隆皇帝热心修史，意欲独揽史笔褒贬大权。即位初期，谕令史馆辑撰《明通鉴纲目》，尤重史体义例，常在馆臣进呈的蓝本上朱批改订，再发回细心黏签勘正；书成后定名《御撰资治通鉴纲目三编》，旨在接续康熙御批纲目史事止于元末的志业。数十年后，乾隆并未将此书写入四库，反而要求对比后出的《御批历代通鉴辑览》重编，颇有悔其少作之意。

御批历代通鉴辑览清傅恒等编清乾隆间（1736-1795）内府乌丝栏朱墨写本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武英殿刊朱墨套印本相较于断代的《纲目三编》，《通鉴辑览》则是一部纲目体通史；耗时近十年，录入二千余条乾隆关于古今治乱得失的史事评骘，刻画新的史籍模范。编纂作业完毕后，曾抄写一部定本进呈（后来摆设于宁寿宫），再依此款式上版刻印。不管是写本或刻本，皆是白纸浓墨，开本宏阔，制造精巧，在清代殿地图书中归于罕见的“大”部头书本。清净修持

明、清两代不乏紧密的宗教控制办法，帝王在宫殿内对宗教的情绪却不尽相同；此一特征，亦表现于宫殿制造或典藏的相关书本。明初皇帝较接近释教，从御旨雕印藏经到内府抄写佛经，地点多有；最具代表性者，即明成祖分建汉经厂与番经厂，专门从事汉、藏文佛经刊印。世宗、神宗笃信道教，不只宫中法事频频，更有不少钦定道经科仪的典藏。满洲人受附近蒙古影响而接近藏传释教，紫禁城内各式佛堂便多达四十余处；宫殿编纂刊印之满、汉、藏各语文藏经佛典，也成为本院极富特征的宗教图书保藏。

大宝积经唐菩提流志等译明宣德五年（1430）内府泥金写本

大宝积经唐菩提流志等译明宣德五年（1430）内府泥金写本明代宫殿与佛、道二教互动热络。宣宗朱瞻基（1399-1435）曾诏华严宗高僧慧进（1355-1436）入宫掌管钞写华严、般若、宝积、涅槃四大部经，系以金字写在宣德磁青纸特制之羊脑笺上，工艺精卓，书法端秀；今仅《大宝积经》与《大般涅槃经》完好传世，皆为本院典藏。

太上洞玄灵宝高上玉皇本行集经宋梓童帝君校明嘉靖十年（1531）刊本

太上洞玄灵宝高上玉皇本行集经宋梓童帝君校明嘉靖十年（1531）刊本宣德三年（1428），由宫殿画师商喜彩绘、沈度（1357-1434）钞写的《真禅内印顿证虚凝法界金刚智经》，杂糅儒、释、道三教思维，图画画风与云南阿咤力教有关，梵文字体则是西藏盛行的“兰查体”，反映其时汉藏沟通亲近的习尚，也带有显着的密教颜色，是一部一起的修法仪轨经孤本。明世宗朱厚熜（1507-1567）笃信道教，喜好神仙方术，甚至在宫中购置斋醮（即道场、法事）。嘉靖十年（1531）重刻的《太上洞玄灵宝高上玉皇本行集经》，乃道士斋醮必诵的经典。此本卷首保存了诵念《玉皇经》经文之前的“启阙”（请神）文字，是一部可实践运用于斋醮典礼的科仪完好本。

（本文据台北故宫博物院相关展览材料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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